随着来华外国人数量的日益庞大，他们之间的差异化也日益明显：“金字塔”或“橄榄形”顶端的外国人，有着令人羡慕的收入，过着富足的生活；“中间层”则和普通中国人一样，朝九晚五，辛勤工作；而还有一些外国人则可能为了实现致富的梦想，在各种各样的场所打拼，努力谋生。

陈晨 刘泽平

  “塔尖”上的“三高”生活

高职、高薪、高享受

    肖克是一个“很中国”的叙利亚小伙子，7年前，他在中国当大使的父亲劝他来中国感受一下，没想到，当时极不情愿的他，一来就呆了7年。

    7年中，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完了国际关系专业，在北京买了房，交了中国女朋友，他玩升级的牌技丝毫不弱于他的中国朋友。这位开着奔驰、当着老板的“老外”坦言，很多比他优秀的外国人正在被中国强大的魅力所吸引，来到这里创业、淘金、生活。

    国家外国专家局新闻发言人刘永志曾如此总结外国人来华的趋势变化：以前是退休的多，现在是年富力强的越来越多；以前是一般性人才多，现在是高级人才越来越多；以前是短期工作的多，现在长期工作的越来越多。

    而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外籍专家在中国可以获得更符合自己工作的收入和发展。企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学科高级人才等等，都是现在中国所亟需的。

    不少单位为引进高级人才，纷纷亮出优厚的条件。越来越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在面向国际高级人才时，开出了在普通中国人看来是天价的薪水，许多单位的薪酬水平和待遇，甚至已经超过了国外竞争对手。

    以深圳发展银行外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法兰克·纽曼为例，曾有某投资咨询公司根据上市公司2005年年报所做的“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持股状况综合研究报告”显示估算出，他的年薪是602.57万元。

    其实，除了被聘用到中国企业的外国优秀人才，国外大型企业和机构派到中国的管理和技术人员的薪水更是相当不菲。智联招聘总裁赵鹏副向《环球》杂志记者介绍说，海外公司外派到中国的高管“年薪往往不会低于100万美元，一些国际知名投资公司的高管甚至可以超过200万美元”。

    肖克是沙姆国际旅游酒店集团驻中国的首席代表，他没有直接向记者透露自己的收入，不过言谈中他讲的“开着奔驰，住着不小的公寓，基本什么都买得起，即使是四合院也可以”，令人不会怀疑他薪水的丰厚程度。

    在北大读书的加藤嘉一在北京呆了很多年，他向《环球》杂志记者说出了来中国的原因：“现在所有的日本公司都很注重中国市场。因此，只有特别优秀的人才会被派往中国，他们来中国的待遇都很优厚，而且回国后大多都会升职。”

    不少外国人喜欢中国传统里蕴含的“味道”。在北京，一些特别有钱的外国人会选择买个四合院住，他们觉得这才意味着是来到了中国。北京的一些四合院现在最贵的标价甚至已经达到一亿元，一般的也要几百万到几千万，但这些昂贵的住宅从来都不乏外国人问津。

    当然，由于有严格规定，购入四合院的业主绝对不能随意拆改，即使打算安装落地窗或加盖厕所，都需要规划部门审批。这些腰缠万贯的买主只能“暗地里”进行改造，增设了游泳池、卫星电视天线和地下车库。

“绿卡”和投资

    允许外籍人才和投资者领取中国“绿卡”制度实施的3年中，既引进了先进技术，增加外商投资数额，又吸引了人才，填补了智力资源短缺。“绿卡”吸引了一大批中国缺口较大的现代通信、生物工程、电脑芯片制造等高新技术人才、熟悉国际金融和世贸组织规则的人才、既懂经营又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据悉，“绿卡”制度为外籍高层次人才和投资者提供了出入境和居留便利，也激发了他们引进先进技术、增加投资的热情。美籍华人马续翔取得“绿卡”后，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先进数码无损探伤设备及技术引进中国；欧姆龙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日本籍总经理市川畅男在获得“绿卡”后，对中国增加了近300亿日元（约22.2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还有一些外商经咨询后表示要追加在华投资数额，早日达到申请“绿卡”的条件。

    当然，一些在中国创业的洋老板还是能够感觉到在创业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尽管现在开办公司的手续已经得到简化，但还有一些规章制度会让“老外”们晕头转向。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认为，在这里创业“机会大于麻烦”，很容易找到新的发展机会。

    对于“商场文化”，肖克颇有自己的看法：“在中国嘛，还是要适应中国人的方式。”比如自己的奔驰车，就是基于自己对中国社会的理解，要“有面子”。而肖克所属公司身价40多亿美元的老板在国外开的也不过是一辆普通的标致。

    就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文化这一问题，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辜正坤告诉《环球》杂志：“在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上，外国学者经历了从排斥到接受的转变，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在华的一些外国学者逐渐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并开始钻研中国文化。”

    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体现在很多方面：“现在有不少外国学者为了研究中国的古建筑，长期生活在苏州、杭州等地，中国相关部门拆除一些建筑，一些外国学者甚至比中国学者更痛心；还有一些外国学者开始专门研究中国的国学和道教。”

工薪老外的“小日子”

    当然，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毕竟是少数人，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大部分外国人，生活也并不是每天都是“酒吧、高尔夫、奔驰”，大部分在华外国人的收入低于我们的想像，他们从事的职业非常多元化。

外籍教授的清贫生活

    罗大卫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副教授，在中国著名高等学府教书的他在中国的生活，似乎可以代表一部分外籍教师的生活。由于地理位置和学校实力、管理的差异，外籍教师的收入水平参差不齐，但总的来说，都不是很高。罗大卫向《环球》杂志记者坦言，自己要比在新西兰的同事收入低，而且由于住房紧张，清华大学分给他的住房只有60多平米，而除了自己的妻子外，六个孩子也在身边，“太挤了”。

    由于北京房价增长较快，住在学校外的成本也很高，罗大卫一家听了朋友的建议，选择住在北京天通苑以北3公里处的一个小区里，每天上下班都要和中国其他上班族一样挤地铁。孩子们上学的花费也很贵，如果要上国际学校，6个孩子每年要花费12万美元，于是，罗大卫送孩子们上的是便宜一点的当地学校，很多课程他还自己教。

    虽然生活似乎并不宽裕，但罗大卫却也能乐在其中，他说自己不止一次地回答过关于为什么会在条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来到中国的问题——“生活并不仅仅是挣工资。”在很多年前，来中国就是他的一个梦想，来这里看看正在发展的中国，感受这里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的一生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

    的确，对中国的喜爱和向往见证中国发展的历程，几乎是所有到中国来的外国人的“诱因”。

    当然，作为一名普通人，来到异国生活和工作，还是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苦难。肖克给《环球》杂志记者介绍说，在中国的外国人中，流传着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来中国，要哭两次”：初到中国，由于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会有很多不适应，尤其是原来会说英语的中国人不多，卖外国商品的地方更是少，外国人会觉得很失落，于是要哭；但待一段之后，觉得这里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久而久之还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于是走的时候又哭了。

韩国小老板和印度瑜伽师

    来自韩国、印度等地的外国人在中国由于数量庞大，已经形成一定规模。谈及自己的在华的生活，韩国人金熙涛津津乐道。来中国之前，他在韩国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1993年，金熙涛所在的公司选派驻华代表，公司的同事当时都不太愿意来中国，而喜欢运动、勇于挑战的金熙涛最后主动请缨来北京。

    刚来时，他便发现中国经济的活力超过了他之前的预期。金熙涛庆幸自己是第一批来华“吃螃蟹”的韩国人，他在中国获得了事业和爱情双丰收。

    金熙涛和他的中国妻子唐蕊已经育有一儿一女 ，他们在五道口经营一个韩国料理店，同时代理一个韩国化妆品在中国的销售。他们在北京各大高校设立代销点并已经建立了一个化妆品销售网络，随着“韩流”席卷中国，金熙涛夫妻对自己的经营业绩非常满意，他们已经在北京韩国人居住较为集中的望京地区购买了两套住房。

    韩国中小企业厅行政事务官白明浩告诉《环球》记者，目前约有100多万韩国人生活在中国，其中60%是商人，20%是留学生，望京和五道口是韩国人在北京的聚居地，韩国商人在中国主要从事工业生产、开设餐厅或者商店，不过，其中30%韩国商人在中国的经营情况并不太理想。

    拉里比莫则是来自印度“瑜伽圣地”瑞诗凯诗的瑜珈教练，他虽然没有像金熙涛那样在中国赢得爱情，但他也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拉里比莫大学没有毕业，感觉自己在重视学历的印度没有发展前途，便来到中国淘金。中国白领阶层对瑜伽的热爱让他喜出望外，他已经在中国几个大城市建立了20多个瑜伽培训中心，而且事业还在不断快速发展。

    拉里比莫告诉《环球》记者，在中国做瑜珈培训所赚的收入比在印度要多三四倍，不断进入中国的印度人主要担任瑜珈教练或者经营餐馆。

    据《环球》记者了解，一些发达国家的普通百姓也开始来中国寻找发展机遇。在北京，日本人大多聚居在以长富宫、发展大厦为中心的两个地区，而德国人则喜欢居住在燕莎友谊商城、凯宾斯基饭店附近。

集结中国的“淘金客”

“偷偷”来中国

    在印象中的“老外”之外，我们偶尔会在媒体上了解到一些通过偷渡或者签证过期仍然滞留的外国人的消息：他们的来华之路充满艰辛，有的甚至走的是违法之路；他们的生财之道也各有不同；由于他们往往在暗处活动，具体的人数很难统计，也给地方的管理造成一些不便。

    智联招聘副总裁赵鹏分析说，随着在华外国人数的大量增加，或许已经形成了“金字塔”形或“橄榄”形，位于底部的就是这些几乎“隐藏”的外国人。

    2007年，北京边检总站在北京口岸查获的偷渡出境人数比上一年下降27%，而查获的偷渡入境人数比上一年上升38%并创历史新高，这是《环球》记者近日在采访北京边检总站时获得的信息。

    北京边检总站特勤队三分队的武玉峰，已经在首都机场工作17年多时间，经他查获的偷渡者有300余人次。他告诉《环球》记者，进出首都机场的外国游客连续10多年在快速增多，伴随出现的偷渡现象也越来越复杂，偷渡者现在使用的很多假证件用肉眼无法直接判断真伪，但要在大量旅客出入境检查的短短几十秒内分辨出偷渡者就需要有一定的职业判断能力。

    北京边检总站副总站长陈衍习接受《环球》记者采访时说，从2000年开始，北京边检总站查获的偷渡出境者数量在逐年减少，而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查获的偷渡入境者数量在迅速增加，首都机场现在几乎每天都可以查获偷渡入境者，他们主要来自世界上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或政治局势不大稳定的国家。

    据被查获的偷渡者透露，在某些国家，中介机构将代办中国签证的签证费炒到了正常办理费用的20多倍，购买一个“仿真”的“假签证”就需要1500多美元。

谨慎的皮索罗

    麦卡明是北京某重点高校的非洲籍留学生，他给《环球》杂志记者介绍认识了他儿时的伙伴皮索罗（化名）。

    《环球》记者在一家茶楼采访了皮索罗，尽管茶楼悠闲的布置让人感觉很放松，但皮索罗却谨慎小心，和记者聊了半小时才谈及正题。

    皮索罗2005年3月来到中国，他首先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了4个月汉语，然后在中国收购手机、计算机等电子产品和塑料花等生活用品并寄到非洲，非洲那边的合伙人销货后通过银行卡给他转账。他同时还做些小生意，当家教，中国几个大城市他都去过。在他看来，中国人对外国人很友善，一些家长也乐于请他们给小孩教英语。

    皮索罗的签证早已过期，像他这样签证过期但仍滞留在中国的人为数不少。他有时候回国就借用新来的“同乡人”的护照，他说“非洲朋友圈”也经常这样互相借用护照。有些外国人认为，中国人一般分辨不出黑人的长相差别，运气好点就可以侥幸应付检查。即使也有被边检查获的时候，但他们被遣送回国后仍会想办法办理合法的签证来中国。

    2007年10月带团从非洲考察回国的中投国信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总经理吕海军告诉《环球》杂志，在中关村电脑市场卖1000到2000元的二手电脑，在非洲只要承诺保修1至2年就可以卖到400至800美元（约2800到5600元人民币）。中国和非洲的一些产品存在巨大价差，给一些在华的非洲人提供了商机。一次吕海军乘飞机去非洲，在机场登记检查时，曾看见一位返非旅客的行李箱里装满了手机。

    皮索罗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说，偷渡来中国的“家乡人”在逐渐增多。这些人一般家境贫寒，他们打算在中国挣些钱后再回国。由于没有合法身份，他们一般只能在非洲商人开设的公司工作，主要从事接单、下单、跟单、出货等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非洲商人给这些“偷渡者”开的工资很低，有时候商人之间会互相“倒卖”偷渡者。这些偷渡者大多生活在广州，因为广州有很多工厂，中国与一些非洲国家间的商品贸易也主要集中在那里。

    偷渡者中也有“混”得不好或者不服管理的。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包括抢劫或行骗，用假外币骗兑人民币是他们的惯用手法。

来源：2008年2月15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