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11日，位于中关村南大街一号友谊宾馆5号楼的国家外国专家局一派忙碌景象。

　　12月，中国首次人才工作会议将在北京召开。作为人才引进的职能部门之一，国家外国专家局的工作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此前，关于中国应该放宽对外籍人才限制的呼声日渐高涨。

　　尴尬一：有人才缺口没人才接口

　　外国专家局法规与对外联络司法规处处长苏光明刚刚从东北出差归来，他告诉本报记者：“我国政府深知人才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性，于是让我们副局长带着各部门的领导专程到东北考察。”

　　自中央提出东北复兴的宏观战略以后，各方面的工作已经积极展开。这样一项庞大的工程，人才无疑在其中具有核心地位，而许多核心的岗位，特别是专业岗位目前人才紧缺，急需引进外籍专家。据苏处长介绍，不仅是东北，中央政府的许多部门，如银行、证监会的专业岗位也需要引进外籍专家进行咨询指导。有一种说法，引进一个外籍专家相当于送20个人出国深造。外籍专家不仅带来技术和管理，同时带来先进的标准、体系和理念。

　　事实上，除了高级人才，许多地方也需要一些具有一技之长、掌握先进使用技术的外籍人才，利用他们的优势来为中国的各项事业服务。湖南省长沙市在这一方面就有着痛苦的经历。记者从长沙市外国专家局获悉，目前在我国工作的外国专家已经高达40万～50万人，广州、深圳每年有1万多名外国专家服务于当地，但内地城市普遍较少，长沙每年引进的外国专家仅300多人。目前长沙市部分单位急需外国专家，但却因多种原因难以如愿。该市一家重点小学好不容易获得了聘用外教的资格，可是当他们寻找一番后，却发现找一个合适的外教相当困难。

　　一方面是用人单位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另一方面则是外籍人士在中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无法从事自己适合的工作。

　　戴蒙德·希尔是一名31岁的德国人，现在在德国一家公司驻北京的办事处工作。谈起自己曾经在湖南求职的经历，戴蒙德感到颇有意思。他说，尽管目前中国的制度仍然不许可外籍人士在中国做更多的工作，但是终会有一天，这样的情况会发生改变的。

　　2000年，戴蒙德从德国学习完汉语之后来到湖南省，他说自己敬仰毛泽东，希望在毛的家乡找到一个工作机会。他先到湖南的一所学院求职，想当一名外语教师。学院的外事办很高兴，因为戴蒙德是第一位主动到这个学院求职的外籍人士。但是两周之后，学院和戴蒙德都犯了难。学院外事办的一位教师告诉戴蒙德，经过了解，学院要聘请外教，必须根据9份文件来办事。这9份文件分别来自湖南省外国专家局、湖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国家外国专家局、长沙市公安局以及另外四份学院自己的文件。而根据这些文件，戴蒙德必须具备个人简历、学位证书（大学本科及以上）、本国教授推荐信、教师证书、婚姻状况证明、健康证明才能够申请这个职位。戴蒙德没有当过教师，因此在手续上并不完整。

　　尽管学院表示可以想办法继续努力，但是当时持着旅游签证的戴蒙德依然遗憾地离开了湖南，他后来并没有放弃努力，还向中国的地方政府教育部门投递过简历，希望用自己的德国经验来帮助中国的乡村教育改革，但是得到的回答很热情却仍旧很遗憾。他告诉记者，当时地方上的政府都很奇怪，一个外国人怎么会想到农村当村官。但是由于国家安全和政策方面的限制，这个努力也没有成功。

　　尴尬二：当绿卡华人遭遇行政岗位

　　清华大学的一位访问学者则向记者讲述了一个内容不同、但结局相同的故事。

　　这位专家在美国留学和工作多年，取得了美国绿卡之后，和妻子商量回到国内工作。当时地方上的各个省都在对社会招考副局级领导干部。这位学者对这种高起点的工作十分感兴趣。他多次向国内征求意见，但是得到的反馈让他感到很困惑。有一些地方并没有考虑他的绿卡，而是欢迎他来报考；另外一些政府部门则告诉他，这个副局级职位只能提供给具备中国国籍的人士。他们无法想象，一个省级单位的副局长是美国人，这将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这位学者最终没有参加考试，而是来到清华大学签订了1年的访问学者合同，平静地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但是他认为，在目前国内吸引人才的大环境下，需要重新考虑对于国籍的限制。他的身边有许多朋友都存在这样的情况，拿到美国绿卡，却向往回国工作。但是除了经商和学术之外，进入工作的通道都比较狭窄。

　　一位相关人士告诉记者：“我们在国外被看成中国人，而回国后却被看成外国人。”对此，国家外国专家局似乎有比较明确的界定，苏光明认为，引进人才政策的总方向是吸引和扩大，并对他们实行国民待遇。至于持外国籍的华裔则没有具体的优惠政策。

　　据了解，目前我国对于外籍人士来华工作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政策限制。这些政策限制一方面是基于国籍方面的考虑而设置的，另一方面是从国家安全和保密的角度来安排的。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走进中国开始受聘请工作，但是主要的岗位依然集中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他们普遍承担外籍教师，外籍专家和顾问的角色。

　　对此，苏光明表示赞同，他告诉记者，中国目前对党政部门录用外国专家控制得很严，这些外籍专业人士大部分集中在顾问这一岗位上。到目前为止级别最高的也仅仅是政府顾问。究其原因，苏光明认为，中国政府对于人才的渴望是勿庸置疑的，但是引进外籍人才到党政机关担任要职之所以引起很大的争议，主要还是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在这一方面，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控制得非常严格，中国政府在短期内也很难有所突破。

　　但是，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除了保密以外，中国人的观念也急待更新，“这可能也涉及到一个利益的问题，很多既得利益者不是想着更新知识，参与竞争，而是想着怎么反对外国专家的进入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清华大学的一位公共管理专家告诉记者，由于中国的国情特点，使得在改革开放前，只有极少数的外国人能够进入中国工作，这其中，只有像爱泼斯坦这样一直从事中国革命工作的人，才能够进入外文局等政府部门担任一定的职务。在这20年中，政策有了一定的放宽，但是仍然不能够稳定地对外籍人才在华工作开辟一条渠道。他认为，这尤其对于已经取得海外国籍的我国留学人才回国工作，造成了一定的不便。

　　尴尬三：比尔·盖茨到中国能否找到工作

　　有一个有趣的假设：假如比尔·盖茨来中国工作，会不会因为大学没有毕业而不符合中国引进外国专家的基本条件。对此，苏光明表示，我国正逐步对引进外国人才进行打分制，所以上述假设是不成立的。

　　据记者从有关部门获得的信息，这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将确定一些重要岗位的引进外籍专家计划，但党政机关这一块仍然不会有太大的突破。但是，整个人才市场更加开放的大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前不久，一则来自新华社的消息显示，有关方面已经开始就放宽外籍人士在华就业开始了新的探索。当来自瑞典哥德堡大学的瑞典籍华裔科学家陈德亮教授从中国气象局副局长李黄手中接过国家气候中心科学主任的聘书，成为中国气象局实施人才战略之后引进的第一位外籍科学家时，一场关于外籍人才是否能够打开中国就业市场的大讨论又开始了。

　　引进陈德亮的中国气象局人事办公室主任萧永庆说：“相当一部分留学海外的优秀人才已加入了所在国国籍，所以只要你面向全球公开招聘人才，就会碰到国籍问题。但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过，如果这些加入外国国籍的人前来应聘并且成功了，国籍问题该怎么解决——因为此前这个问题从来没有遇到过。”

　　中国气象局局长秦大河更是直言不讳：“对于引进的人才，我们只看是否适合这个岗位，而不看他的国籍。”

　　这则报道被法新社引用之后，立即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戴蒙德有几个朋友在中央电视台海外频道担任专家工作，他们看了这则报道都感到，中国外籍人才引进政策需要变化了。戴蒙德说：“目前国际上有许多自由流动的人才，他们掌握丰富的资源，有相当的国际经验，如果能够引进，将会对中国的发展有好处。”

　　据介绍，即使是陈德亮的聘用，也经历了一波三折。2002年，中国气象局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气象科学研究院院长人选的时候，在气象研究领域工作出色的陈德亮就进入了气象局的视野。但是这个院长人选的选定，仍然受到一定的政策限制。因此陈德亮并没有成为气象科学研究院院长。只是中国气象局的有心人并没有放弃，于是才有了陈德亮的新工作。

　　一位业内专家告诉记者，尽管目前世界各国对于外籍人才就业的政策各有不同，但是从总体上看，都还是为了更好的引进有用的人才。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人才自由流动的增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自由人，他们的护照是一定的，但是他们工作的地域却总在变化中。人才的流动对于中国来说是件好事，但是他同时也认为，这种政策的放宽势必会给中国的就业环境造成比较大的压力。

　　对此，苏光明有自己不同的理解，他告诉本报记者，外籍人才的引进可以帮助中国发展经济，这样客观上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